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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来，由于美国政府一意孤行，出尔反尔，中美经贸摩擦始终难见“熄火”之势。美媒报道称，大到上市科技企业，小到农业州农民，经贸摩擦在美国国内的波及面之广、负面效应之大让美国民众“很受伤”。“美国明年总统大选在即，总有一些言论和行为是出于竞选的考虑，但不一定是真正为了解决问题、造福民众。”在李斧看来，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，中美关系处理需要双边的诚意与配合。“任何单边主义行为都不利于问题解决，是不负责任的”。

以下为贾康回应全文：我在第十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的发言中，提到应尽快把基本养老金的统筹机制提升到全社会层次，使南方等地滚存的养老金结余可调到东北等地救燃眉之急，同时也就可以降低缴费标准，回应企业和社会有关的“降负”诉求。据说相关的报道已引起较广泛的关注，我愿再借“头条”的窗口，对此多说几句相关的看法：

其中，从一些省份的具体情况看，养老金的收支失衡的问题已经出现。在2016年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数量从上一年的6个增至7个，而2014年只有3个省份收不抵支，收不抵支地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。人社部社保管理中心编制的《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》显示，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有7个，分别为黑龙江、辽宁、河北、吉林、内蒙古、湖北、青海。其中黑龙江不仅当期收不抵支，且累计结余已穿底，为负232亿元。

我理解，雷军的很多见解，比如对产品力的极致打造、比如控制硬件的利润率、再比如打造一个开放的小米生态，并不只是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很重要，其实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非常重视。因为好产品是造出来的，好产品自己会说话，价值链的核心已重回产品本身。其实我也常常问自己：复星是谁，复星为什么奋斗？

“我发现了两组颇为重叠的词汇，一个叫融资难融资贵，另一个叫看病难看病贵。企业贷款难贷款贵是老问题，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同样是绕不过去的坎儿。如果解决不好，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。”“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，如果完全靠医疗机构，我觉得是很难解决的，必须发挥社会力量、统筹社会资源，先要推动数据衔接。而聚焦到农民养老话题，我认为核心要解决的是中等收入以下群体的养老问题，特别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防止脱贫之后因病返贫的问题上。”周延礼这样说。

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提到，随着再融资新规落地，定增迅速扩容，可转债发行或将减少，供给收缩或致打新溢价增加和中签率进一步降低。而可转债打新受到热捧之下，可转债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。“可转债二级市场买卖的风险很大，比如没有涨跌幅限制等，有些散户可能不了解可转债交易的规则就贸然冲进去，遇到再升转债这种大涨大跌的情况很容易损失惨重。”前述投顾表示。